詹德斌：韩国“经济脱华论”完全是镜花水月

近日, 韩国一些政客频繁提出“脱中国”政策，韩国总统府经济首席秘书崔相穆称：“通过中国实现韩国出口经济繁荣时代已经结束。”他提出的替代方案是与欧洲国家加强合作。这番表态无疑是草率的经济脱钩论，也是脱离现实的政治煽动。

中韩建交以来贸易额一直保持增长态势。2003年，中国首次成为韩国最大贸易出口国，2007年韩国对华出口额首次超过了对美和对日出口额的总和。2008年后韩国对华贸易依存度继续上升，其中电子、纤维、化学制品等对华出口超过一半。据中方统计，2021年中韩货物贸易额为3623.5亿美元。今年1-5月，中韩贸易额达1522.6亿美元，同比增长10.2%。在全球经济如此脆弱的背景下，这种增长速度充分展示了两国经贸合作的韧性。

如果说有“出口经济繁荣时代结束”的征兆，那就是韩国从中国挣的钱的确越来越少。2013年韩国对华贸易盈余达628亿美元，但2021年已减少到243亿美元。这主要是因为韩国从中国的进口额逐年增加。而且由于中韩间的技术差距越来越小，韩国主要出口商品如半导体、汽车、石油化工等遇到中国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特别是2021年经历“尿素危机”之后，韩国发现近2000个进口商品对华依赖度超过80%。尽管如此，这也只能说明中韩贸易更加均衡和紧密，无法推导出韩国对华出口繁荣时代结束的结论。

由此观之，崔相穆的论断具有强烈的政治目的，可以视为韩个别政客追随美西方、拉开与中国距离的“经济宣言”。因为韩国降低对华“依赖”符合美国的对华战略，也符合韩国急于开拓欧洲市场的诉求。近日，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也宣称，西方应在经济和供应链上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崔相穆和特拉斯大有东西呼应、一唱一和的架势。

韩政客对美西方表忠诚，也是意在保持所谓对华“优势”。韩国对华贸易盈余下降给了韩国人危机感。尹锡悦政府以为，要保持对华“优势”必须和美西方绑在一起，而美国已经把经济、技术意识形态化，所以韩国希望通过这种表态加入美国正在策划的全球供应链重组，建立韩美技术同盟关系，加入所谓“印太经济框架”。这不过是阵营逻辑在起作用。

韩国提出要把欧洲作为替代市场，这更难以令人信服。首先，过去十年，韩国同欧洲的贸易一直是赤字状态，2021年韩欧贸易额总共才1400亿美元，不到中韩贸易额的一半。欧洲是韩国模仿、引进的对象，而不是韩国商品的出口市场。若人为重组供应链，在通货膨胀高企的背景下，意味着企业要支付更多成本。其次，受俄乌冲突、通胀等影响，欧洲经济面临很大困难，根据IMF日前发布的报告，欧元区2023年GDP增长预计将放缓至2.3%，英国2023年只有1.2%，这种情况下韩国想要欧洲加大对韩进口，恐怕并非易事。

另外，韩国在参加北约峰会期间提出将欧洲视为替代方案的逻辑还有一条，那就是想跟美国一样发战争财。面对俄乌冲突，欧洲国家纷纷增加国防预算，购买武器。同时，一些欧洲国家为摆脱对俄能源依赖，不得不重新考虑启用核能。尹锡悦政府此次在北约峰会期间鼓吹的推销外交恰恰就是核电和武器。但是战争财可以发一时，发不了一世。退一步说，欧洲国家也未必对韩国自己都要放弃的核电有足够兴趣和信心。核电和武器成不了韩国的未来竞争力，欧洲也替代不了中国市场。

从历史上看，今天尹锡悦政府的“经济脱华论”不过是老调重弹。韩国多年前就有声音主张将韩国贸易关系多元化，减小对华贸易依存度。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2008年就韩国对华经济过度依赖公开表示忧虑。2017年时任韩国总统文在寅访问印尼等东盟国家，发表“新南方政策”，目的就是要开拓替代中国的新市场。文在寅曾提出，要在2020年将韩国与东盟贸易额提升至2000亿美元。而2021年双方的贸易额仅为1760亿美元，而中韩贸易额不减反增。由此可见，所谓“中国风险”也好，人为降低对华依赖度的宣示也罢，都不过是一个伪命题。

韩国想在经济上“脱中国”不可能强制实现，更不能受意识形态驱动，人为割裂中韩经贸合作。韩国政客们需要认清，在成为“全球枢纽国家”前，韩国首先是搬不走的东北亚国家。韩国理应同周边国家友好相处，共同致力于东北亚的繁荣稳定，而不是做域外国家和集团的马前卒，最后被卖了还帮人数钱。（作者是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主任、教授）